为什么汉武帝时期中国民间之士的贤良文学大幅度崛起了?

浏览:279   发布时间: 09月03日

关于西汉时代的学校教育问题。今人一说中国古代教育的源流,几乎无不说孔子在春秋时代开辟的“有教无类”的私学。但是,将中国古代教育的源流溯源至孔子的“私学”上,是不对的!因为,孔子当年虽然在民间开辟了“有教无类”的私学,但孔子的这个私学,在教育机制和教育宗旨上,却是与过去以往的贵族教育,是无异的!

孔子的教育机制和方法,依然还是过去以往的拜师收徒和师徒相授形式,这样的拜师和师徒相授形式,当然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甚至在现今的研究生教育中都还保留着这样的教育形式,但这样的教育形式,栽培学生的数量不仅非常有限,甚至还可能因此出现“师门,师承”的狭隘教育后果,其与开放式的社会化学校教育形式,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其次,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孔子私学的教育宗旨,与过去以往贵族教育的宗旨完全无异,都是为了栽培学生“读书做官”。

孔子一生的教育阅历,与他带领自己的学生四处跑官要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教育,是国家文明中产生“士”的唯一载体。但是,不同的文化教育形式,却是可以栽培出不同之士的,或是栽培出给统治者充当文化打工崽的“门客,食客”,或是栽培出能广泛服务于国家社会各社会行业发展需求的“技术专家”,或是栽培出以上所说的那些立场于国家和人民大众利益之上的参政干政之“士”。

西汉前期,孔子在齐鲁地区中开辟的私学教育形式,千真万确地为当时的西汉王朝栽培出了一些“士”,比如以上所说的公孙弘、董仲舒等人,都是通过齐鲁私学教育形式栽培出来的博士。但是,大量的“士”,恐怕就不能够再依靠私学教育形式了。汉昭帝时代的民间之士的贤良文学们之所以能够重大影响国家政治格局和走向,一定是因为当时已经有学校可以栽培出大量学子的缘故。历史事实是,在汉景帝时代,中国就的确已产生了自身历史上的第一个开放式的社会化学校教育形式,即蜀郡的“成都石室学校”。

汉武帝时代,“成都石室学校”被朝廷官方大力推广到全国各地,如此,中国的“士”的数量就开始大幅度增加了,而且,这样的“成都石室学校”的教育宗旨,与孔子的“私学”教育形式是完全不同的,当时的“成都石室学校”不仅仅为朝廷和地方官府栽培政治人才,同时还栽培各级行政单位的文化教师的“孝悌”和各级行政单位的技术专家的“力田”。

汉景帝时代的“成都石室学校”招收的学生,是“吏、民、富家”子弟,这些学生一旦进人学校接受教育,政府还减免他们的税赋徭役,学校栽培出的人才,除开“补郡县吏”的政治官吏部门之外,还栽培出了不少社会教师的“孝悌”和农业技术专家的“力田”。由此可见,当年的“成都石室学校”的办学教育形式和教育宗旨,与现今的开放社会化学校,已经没有差异了。

而且,我们还可以对比出,“成都石室学校”与孔子的私学教育形式,除开在“有教无类”的招生生员宗旨上无异之外,这两种教育形式和教育宗旨,根本上就不是一回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汉武帝会以“成都石室学校”为教育楷模“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汉武帝以降,中国的“士”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重大影响国家文明的政治格局和走向的原因。

到了王莽执政的汉平帝和新莽时代,王莽通过朝廷政治权力将学校教育推向了历史巅峰状态,当时,不仅仅长安设立了可供给上万“太学生”学习的专设区域,连乡村和街道这两个最低级别的国家行政区中都设立了有官方经费和师资支持的学校。在这样的学校普及化时代背景下,西汉末期的汉语言文字学大家扬雄率领百余名小学专家应时而编撰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识字范本的《苍颉训纂》凡89章,按照当时六十字为一章的规矩,扬雄整理出了中国的不重复和规范的汉字共5340字了。这部《苍颉训纂》对于西汉末期普及社会化的学校教育,起到了决定性的先决条件作用。

综上所述可知,由汉文帝“策贤良举士”肇始和由“成都石室学校”肇始的社会化学校教育,西汉王朝时代最初的办学机制和教育宗旨,都是非常“现代化”的,而且,隋唐时代所接续的西汉王朝的这种教育制度的“科考举士”,也是很好的,比如,隋唐时代的科举的开科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这些科举考试科目中,除开“进士”是栽培的政治官吏人才之外,其他的科举科目,都是栽培的可直接服务于社会各部门的人才科目。

比如,隋唐时代科举的“秀才,俊士”是选拔的技术专家人才,“明法”是司法专家人才,“明算”是会计专家人才,“明字”是语言文字专家人才,“明经”才是钻研经典的人才。由此可见,隋唐时代的科举举士,是忠实继承了西汉王朝时代的“策贤良举士”的面向社会招生又面向社会服务的教育制度的。这,也是为什么汉、唐两个王朝之所以非常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为什么宋朝以降的中国科举就开始沦落为孔子私学那样的“读书做官”教育宗旨了呢?而且,为什么宋朝以降的中国学校教育被异化成了围绕选拔官吏人才的“贡士”为中心的教育机制了呢?究其原因,这与宋朝以降的两个中国教育改革作为有重大关系,一是北宋的王安石变法举措,二就元明清三朝所实行的以四书五经为科举核心范本的举措。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最初是出于照顾大宋王朝西北贫瘠地区中的官吏人才选拔需要,当然也是变法领袖的王安石为了节约朝廷的教育开支,从1071年的宋熙宁四年肇始,中国就在科举举士制度中废除了其他为国家社会栽培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制度与科举科目,单取以经学去栽培政治官吏人才的进士科举科目了。后来,王安石为了推行这种以明经教育单取进士的教育改革,他还亲自制定了学校教育中的学习经典范本。

南宋时代的朱熹虽然一生都在攻击王安石的“新学”,但是,他却是忠实地继承了王安石的以明经为核心的栽培政治人才的学校教育形式,朱熹生前开办的许多书院,都是围绕选拔贡士为教育目的的明经教育。到了元朝,元朝官方开始以南宋朱熹编撰的《四书五经》为科举举士的范本。到了大清王朝的康熙年间,康熙皇帝更是极力推崇程朱理学,他甚至亲自为程朱理学的范本做注,从此,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教育失衡的历史时代了。

综上所述可知,为什么中国自元明清三朝开始步人自身国家文明的衰败期,其他的原因不说,其中,这种教育失衡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开放性的社会化学校教育的宗旨,是为国家社会全面栽培人才,这样,国家社会中的“官民、贫富、上下流”关系中的所有人员均能受益,于是,各行各业中的能者就能获得国家社会的尊重,就像西汉时代的孝悌和力田也同样是国家社会中的荣民的那样,如此,国家的新陈代谢和吐故纳新的生命活力机制也就被启动了。

但是,一旦科举单取政治官吏的进士科,且学校教育范本就是那么几部被程颐、朱熹等人注释得带有自己强烈一家学派思想倾向的古代经典,这样,千军万马会齐挤科举独木桥,学生思想也会因此走向僵化。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只选拔政治官吏人才的教育制度,必然会使得平民老百姓的“民间社会”越来越萎缩和沦落为低贱,而官吏和所谓上流精英人士的社会阶层却会越来越膨胀,且社会文化习俗也会越来越崇拜官吏权力和崇拜科举功名名分。

如此,许多人都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向官吏“靠拢”,如此,官员手中的权力一旦与商人和学人等结合起来,那么,国家社会的腐败也就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了!国家社会腐败演化到一定程度,就犹如人得绝症一般,那么,“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怪圈就出现了。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说白了,就是国家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彼此平衡、制衡、权衡的社会关系,这正如西汉思想家扬雄所说:

“县之者权也,平之者衡也。浊者使清,险者使平。离乎情者,必着乎伪。离乎伪者,必着乎情。情伪相荡,而君子小人之道较然见矣。玄者,以衡量者也。高者下之,卑者举之,饶者取之,罄者与之,明者定之,疑者提之。规之者思也,立之者事也,说之者辩也,成之者信也。”

由此可见,国家社会腐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国家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才资源结构关系的失衡。其中,教育失衡,是国家文明结构失衡中的最主要因素。元明清三朝之所以再也没有汉唐威风和强大,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教育失衡原因所致。

主营产品:调节控制仪表,温湿度控制器,显示仪表,灶具、集成灶,锅炉